业务部分收入的下降导致税前收入为59,774英镑证券融资工具，而上一财年为107,656英镑。

1969年10月24日，一部名为《鹿鼎记》的武侠小说开始在香港《明报》连载。待刊载完毕，已经是1972年9月23日了，一共连载了两年十一个月，风行香港，洛阳纸贵。

类似这样的小说连载盛况，在香港已经频繁出现近20余年，人们早已习以为常，安之若素。但是，几乎毫无征兆地，又似乎一切都在情理之中，在此书面世之后，它的作者，一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，正式宣布挂印封笔。

那年，金庸才45岁。他的封笔，不是余秋雨式的作态，确实一诺千金，此后没有再写出任何新的武侠小说作品。一位作家，在巅峰期，在壮年时，无缘无故自动退场，戛然而止，很难找到先例，也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。一代文坛大侠，从此“金”盆洗手，潇洒地退出江湖，而那个侠骨丹心、快意恩仇的武林世界，也随之从此隐没断更。

关于他封笔的原因讨论，历来众说纷纭，口舌为劳，其实也没那么复杂。

很多朋友不知道是，金庸写武侠小说，本非所愿，他长期只视为谋生需要。

在早年的一些访谈中，他谈过多次，假如条件能允许，也许早就甩手不干，将笔束之高阁了。只因为写这类“游戏文章”，从来就不是他平生所期，仅是形格势禁使然。他常为之心力交瘁。

金庸年轻时供职的《大公报》香港分社

金庸一生，最大也是唯一的理想，是作一名外交家。他年轻时，大学上外交系，自学英语，关注国际新闻，去香港入《大公报》，甚至传闻与第一任妻子离婚，都是这种抱负所衍生的言行。而后，所愿不遂，退而求其次，办报有成，布衣论政，处士横议，多少能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补偿。

所以，晚年，他说，除了妻子儿女，他最爱的就是新闻事业。他以武侠创作暴得大名，完全是造化弄人，误打误撞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他并无心成为一通俗小说家，还是写武侠的。检点他的生平，自少及老，他基本从未说过武侠小说是他所爱之业，反倒不断地夫子自道无奈心境。

当年报社同事，2排左2为金庸

金庸说他所以写武侠小说，一为交差，二则是为谋生，这是实话。 一者，他的武侠写作，纯粹是出于商业目的，是出于以小说养报的策略；其二，他自己也对这种小说没有自信，至少退休前都大不会视之为“名山事业”。他屡屡都说，武侠小说只是“娱乐性的庸俗读物”、“无所谓的消遣玩意”、不是“真正的文学著作”。

他会有如此传统的观念，甚至古板的偏见，最重要的原因，当与他海宁查家的出身所携而来“影响的焦虑”有关。他是世家子弟，海宁查家，著名文宦家族，入宋以来文坛名家辈出，都是严肃的文学之士。读小说、写小说，不管多出色，就其家训而言，不见得是多光彩之事，甚至以他历代先祖的眼光看，大概都是“有辱门楣”的吧。

金庸自己对武侠小说，早期那么不自信，不能忽视这种来自家族观念的意识桎梏。

金庸毅然封笔，也跟他一直受江湖退隐梦的诱惑有关。

金庸写了一辈子江湖，“制造”了一批又一批栩栩如生的大侠，而他自己，尽管性格严肃，内心又何曾没有仗剑走天涯的“千古文人侠客梦”？

与第一任妻子结婚照

他这一生，出身清贵，学富五车，阅人无数，才识过人，既脚踏实地，又可谓眼空四海，佩服的人极少。他自述生平，曾经说过，他最敬服的人，当代是广安邓先生；而在古人中，则是范蠡与张良。何以故？因为他们都是在轰轰烈烈的功业成就之后，飘然远去的人物。

金庸屡屡表露心迹，说自己心中也一直有这么个“退隐梦”，弈棋、读书、旅行，只是不可得。在宣布封笔后不久，他就对记者说过，“我渴望把笔停下，把大部分报社工作也交出去，让自己进入退隐状态，过些自己喜欢的生活，让大家忘记我的存在”。

这完全是一种“隐居式生活”的想象与安排。那时的他，该挣得钱已经盆满钵满，爱子又自杀身亡，心情是既自得，又冷如死灰的。他迫切想放下一切琐事，尤其是日日赶写的武侠，与清风明月，与神佛书卷作伴。

金庸与绯闻女友夏梦

他选择封笔，选择退隐，当然也是月满则亏、见好就收的智者认知使然。他比多数名人都要清醒，任何事物，皆有一个尽头，宇宙都有尽头。写作也不能例外，一旦走到了巅峰，若再求前进与突破，实在非不为也，是不能也。

在《鹿鼎记》完成之后，他也表明过，他已经写出了最好的作品，无法再提供出更好的文字来了，已经无法再超越自身局限。若再强扭硬写，不过在尽头边徘徊，甚至是走下坡路，何如不写？

所以，在创作的最高峰、最顶点抵达之后，他适时地选择封笔退隐，去追求另外的人生目标了。人说，读史使人明智，他确实至老不糊涂，有极好的自知之明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

金庸一生好胜心极强，而安心读书的愿望又极烈，这也使得他在钱与名都足够后，渴望停下来完成最后的遗愿。

可以说，人到中年的金庸，绝然挂笔，又显然与他一些人生境遇息息相关。最明显的，是他不满足在大众中留名，一直想在学术界也得到承认，同时弥补自己因战乱、因谋生没有继续求学、安然读书的愿望。

1996年，受聘浙大名誉教授

就自我定位而言，金庸始终有一个深重情结，即并不乐戴“小说家”的帽子，而对“学问家”尤其是“历史学家”这个头衔更觉受用。他对“学者”的看重，远超过“武侠大师”的被命。中国传统评价系统，“小说”从来都只是“小道”，难登大雅之堂，他终身都没法摆脱观念牵扯。

可以说，这是一股内心深藏的自卑情结。金庸非史学科班出身，但自认是一名史学家，所写下的那些武侠，也几乎处处皆史，他把对中国历史、中华文化的才学识都尽情灌注到了那些小说之中，所以，当他晚年受聘就任浙大文学院院长时，会如此急着申辩，“请不要叫我金庸，我是查良镛，我是研究历史的教授，我是历史学家”。

可矛盾在于，他“史学家”的自我期许，却一直得不到主流学界的承认，甚至对于他担任教授，学界内部都议论蜂起，非议颇切。1999年当他兴高采烈准备接掌浙大文学院时，大陆学界却嘲讽声一片。南大一历史系的教授说，以金先生的水准，别说是院长了，在历史系当个副教授都不够！

还是南京大学，当时的文学院院长董健，公开说他“只是一个武侠小说家，当院长根本不合适”；董健先生甚至“炮轰”，金庸先生当年在南大开讲座，历史知识错误百出，最后被哄下台，金庸还为此事辞去了院长一职。

这些并不友好的议论，对金庸而言，显然是倍感挫败的，他被刺痛的，是内心最脆弱的那个地方。对这些批评，他也并不服气，他说了很多反击的话，这些言论至今还随处可查。他曾黯然地回应，“能被承认当然好。但是有时候一旦妨碍到别人的利益......他们就不肯承认你，就情愿打倒你，来贬低你”。

后来，一系列后续采访中，金庸一直指责董健教授说谎。在稍后，他坚持垂老之年，一意远涉海外，到剑桥读硕士，据他亲近者说，就与此南大“耻辱”有关。他内心始终是有气的，也不服这些说道和指责！

金庸与其女儿查传讷

他的“非科班”出身，与学术上不受承认，成为他晚年最大的缺憾，也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。很好理解，当一个人生命攀到顶峰时，越是没得到的，往往会越想满足，寻求弥补。更何况，他当年确实是因为战乱、因为清贫才不得已中断学业的，并非才智有问题，念不了硕士博士，进而堂堂皇入学术圈。

1949年，他还在《东南日报》当记者时，就准备攻读浙大的研究生。为此，他还和竺可桢校长有过交集，曾有过一个多小时的长谈。只是，当时浙大规矩，读研必须缴一大笔学费，而金庸家境不行，个人囊中羞涩，不得已才作罢。

受此轻视乃至羞辱，他是感愤交加的。因此，他才会反复强调，他在东吴大学时是因战乱，没有拿到毕业证书；他生气说，“人说我的小说俗，我并不在乎——有人公开批评我学问不好，我就相当重视了”；他也借机自道苦心，“我最喜欢的还是大学生活，我快80岁了，最大的愿望还是到大学去做学生，从一年级念起”；他也坦陈，“求学，并未为了学位，而是感到自己学问不够”。

不难推测，正是这两方面的缺憾，不仅刺激他彻底“封笔”，也让他此后作出了不少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。比如，已是剑桥荣誉博士了，偏偏还执意以80岁高龄，跑到剑桥做真正的学生，从硕士念起，攻读历史系博士学位。他心气太高，还希望证明自身的“实力”。

这些操作，我们作为旁人，仅看到不解。对于金庸这位老人而言，也许是他终生都在寻求生命的平衡，寻找自己最好的位置，“生无所息”吧。

从这个角度理解，金庸委实从未“封笔”证券融资工具，也永远不会真的离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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