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时期，上层的精英之所以突然开始彻底否定中国文化，认为中国文化落后，而西方文化先进，主张全盘西化，其直接根源恰恰又是受日本的影响。

在爆发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，北洋舰队惨败给日本后，尤其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，中国的一部分洋务派、维新派人物，开始将日本视作因学习西方而成功崛起的典范，大肆鼓励年轻人到日本留学，并逐渐发展成近代以来的第一次留学热。

注意，中国的第一次留学热不是去欧美，而是去日本。这次留学热在1906年左右，达到高峰，当年有一万多年轻人赴日。

事实上，当时国内对日本只知其外在的实力崛起，而不知其内在的文化上变革，不知日本的明治维新文化是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，是主张“脱亚入欧”的。

如果张之洞知道这些，他断然不会鼓励年轻人留日的，因为正是这些年轻人，受到日本文化的蛊惑，在后来不仅推翻了晚清政府，而且彻底否定了中国的制度和文化，让中国成为西方的文化半殖民地。而作为当时清廷的一品大员，他是主张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和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。

当这些留日学生学成归国后，导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，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，二是1916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。辛亥革命彻底彻底否定了中国制度，而新文化运动则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。

不知何故，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教材和主流历史著作中，都有意无意地在掩盖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日本起源。以致于给人一种错误印象，辛亥革命的革命思想都是那些革命家的独立原创，那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思想也都是其独立原创。

其实，所谓的新文化，不过是对日本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文化的机械搬运。最先彻底否定中国制度、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，是日本明治维新学者，民国大师们不过是他们的忠实学生和拥趸。

当然这里有一个传导链条：中国的民国大师们一边倒地相信日本的明治维新学者，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学者则又一边倒地相信现代西方学者。

现代西方学者认为，现代一定比古代先进，西方一定比非西方先进，因此现代西方文化是人类最先进的。他们还认为，现代西方的科技和制度，都是西方文化内部直线进化的，他们的先进的科技，其先进制度的文化所孕育。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，就必须先学习其制度和文化，即全盘西化。

现代西方学者不仅把技术和文化混为一体，而且是文化决定论、制度决定论，认为先进的技术是由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所决定。非西方国家之所以技术落后，根源在于其制度和文化落后。这样，技术反而成为判断制度和文化的标准，形成反向的技术决定论：技术的落后又决定了文化的落后。

明治维新的学者们，一边倒地相信西方学者之后，就认为日本的技术落后，根源在其文化的落后，于是彻底否定了传统的日本文化，主张全盘西化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国文化却跟着躺枪，也连带着被日本学者们彻底否定了，为何？

明治之前，日本已经系统性对中国文化学习了1000多年，从发生在中国唐朝时期的大化改新开始。所以，明治时期的日本也是把儒家当成自己的传统文化，他们的教育也是儒家教育，学生也都学儒家经典。明治维新早期的学者们都有这个学习经历，都了解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。

所以，当明治维新的学者们否定日本传统文化时，就必然地将矛头指向儒家，认为正是儒家导致了日本文化的落后，让日本没有出现西方式的进步。于是，他们学生时代所学到的关于儒家的知识，就成为其系统性否定和批判儒家的资源和靶子。

但是，日本文化又有其特殊性，最主要的表现是专制和迷信，而儒家文化是义理文化，是反对专制和倡导实事求是的理性的，这使得尽管日本学了一千年，也没有学到儒家的精髓，只是学到了一个皮毛。

日本学者中的儒家，并非儒家的真实，而只是日本化的虚构。日本化的日本儒家，都是伪儒家。日本从未出现和存在过真儒家，而只有伪儒家。从根本上说，日本文化才从来和儒家不沾边。

所以，名义上都是儒家文化的日本和中国，当同时遭遇西方时，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却截然不同，并进一步股指期货多少倍杠杆导致了两国早期工业化模式的不同：中国是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洋务运动模式，而日本则是“脱亚入欧”的明治维新模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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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的中国坚持用义理的标准去评判西方文化，认为其技术领先而文化蛮夷。而明治的日本却选择一边倒地相信西方学者，认为其技术领先源于文化领先，而自身的技术落后则源于自身文化的落后。

接受儒家文化千年教育的日本，为何不也像晚清中国人一样用义理的标准去评判西方，显然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义理，不知义理为何物。

知中国不知儒家，不是真知中国；知儒家不知义理，不是真知儒家；知义理而不行义理，不是真知义理。

显然日本明治维新的学者，是知儒家而不知义理的半桶水。而民国大师们则是这些日本半桶水们的徒子徒孙。他们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后面，也去彻底否定儒家，彻底否定中国文化。这就是所谓的新文化运动的真实历史起源。

日本的明治维新大师对儒家是半桶水，民国大师则是半桶水的2次方。

晚清学者是有文化风骨和文化自信的，坚定地认为西方在文化上是蛮夷，但民国学者却突然失去了这种风骨和自信，在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上发生了180度大转弯，认为西方文化为先进，而中国文化为落后。这个突变的根源就是日本的影响，更准确地说，是日本明治文化对中国留日年轻人的诱骗和误导。

这使得中国文化殖民的发生具备两个特征。一是，在时间上是发生在民国；二是，在源起上是经过了日本的中转。日本成了西方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的中介和帮凶。

西方只是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领土上的大门，而没有能力打开中国的文化上的大门。直接打开中国文化大门的，开始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的是日本。

日本之所以能够打开中国的文化大门，帮助西方对中国搞文化殖民，根源并不在其武力的强大，晚清的历史，以及整部中国史，已经证明，单纯靠武力，是无法让中国人心服的。而在于其披着儒家外衣的文化上误导和欺骗性。一些晚清人甚至认为，日本和中国“同文同种”，而不知日本实则是披着羊皮的狼、披着儒家外衣的卑劣蛮夷。

日本人为何看不到西方文化的蛮夷性，而选择相信西方学者，认定西方文化是绝对先进的，因为其自身也是缺失义理的蛮夷。欧美是西方蛮夷，日本是东方蛮夷，中国在文化上的陷落是东西两股蛮夷合力夹击的结果。

被中国儒家文化教化了1000多年，依然是蛮夷，一方面说明这种教化的失败，或者说暂时的失败；另一方面，说明日本实在太顽劣，蛮夷属性实在太重。

日本的卑劣蛮夷性在此后得以彰显：二战时跟着德国搞法西斯主义、大肆残忍侵略中国；二战后选择做美国忠犬和帮凶，狐假虎威地也想搞霸权主义。

现在来看，日本对中国最严重的侵略，并非领土侵略，而是文化侵略，这是连西方都没有做到的事。

日本对中国的领土侵略问题，随着抗战的胜利已经彻底解决了，而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，却至今没有解决，使得当今中国依然处于文化殖民之中。

但是，现在中国的主流学界对此却存在巨大的认知盲点，对中国处于文化殖民的状态毫无知觉，对中国遭遇文化殖民的发生过程和历史根源更是如此。其根源在于，当今中国的主流学术系统，恰恰就是文化殖民的产物，形成于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。

这种认知盲点也误导我们无视一个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事实：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变革，有两个动因，一个是来自中国内部，另一个则是来自日本。这也使得民国时代是高度日本化的：知识精英和国民党的政治精英绝大部分都是日本留学生，都是日本明治维新文化的信徒。

甚至可以这么说，民国化就是日本化，去民国化就是去日本化。

进一步，也可以这么说，中国的文化殖民，实质上就是民国化、日本化。中国复兴的核心在文化复兴，文化复兴就是摆脱文化殖民，摆脱文化殖民就是去民国化，去民国化就是去日本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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